第二十六章

    二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深知军事民主是取胜于敌的法宝。因此，他在组织实施任何一次大的战役的时候，都需要最广泛地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才掷下手中制胜于敌的棋子。

    远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就曾为解放海南岛制订有关的作战方案并与四野所属参战部队电文往返，几经修订，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伤亡，尽快歼灭逃到海南岛的桂系残部，早一天解放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

    毛泽东于一九五○年一月十日下达攻占海南岛的作战方案之后，我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渡海作战会议。与会的兵团、军两级首长认为：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和地形等情况，“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提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换言之，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当即作了如下批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毛泽东访苏归来之后，他又亲自过问我渡海兵团实施的四次偷渡作战的成败。当他获悉这四次偷渡大获成功并使岛上的我军增加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为主力部队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之后，遂批准了渡海作战兵团的战役部署：以第四十军六个团、第四十三军两个团组成西、东两路军，分别在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渡，以第四十三军一部为第二梯队跟进；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十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以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四十三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海口地区接应东路军登陆。

    四月十六日十九时，我渡海兵团以东西两路大军从雷州半岛南端并肩南渡。途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火力船与敌军舰炮战通宵，掩护主力航渡，并获得成功。二十三日，我军解放海口；三十日，我军解放榆林；五月一日，海南岛全境解放。我军以四千五百余人的伤亡取得歼敌三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写入我军渡海作战的军史之中。

    在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同时，我第三野战军业已做好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命令国防部调集载重十五万多吨的舰艇四十四艘，从五月十三日开始，指挥舟山群岛守军实行秘密撤退。”为此，我军没费多大气力，于五月十九日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由上述两个战役可知，不仅应验了毛泽东提出的“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积纳了我军将士的聪明和才智。

    我军进军西藏的战略大计，毛泽东也是在莫斯科确定的。为执行毛泽东交给的进藏任务，“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准备入藏所需的干部、给养和武器等。但是，由于川西土匪猖獗，严重地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自四月中旬开始进藏的任务。为此，经过审慎研究，中央提出了冬季入藏的进军计划。

    敌变我也变，毛泽东同意推迟进藏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清楚“攻心为上”的战略，对解放西藏将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再次审定中共中央就进军西藏的战略方针并告知西南局等部门，明确指出：“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同时，还指出：“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但是，如何才能起到“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呢？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渠道，采用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由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有影响的领导人出面从宗教信仰入手，真诚地做**喇嘛的工作；希望通过有影响的佛教领袖人物入藏，劝说**喇嘛以国家统一大局为重，切断与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年二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也称密悟大师），赴藏劝说**同中央谈判。由于各种原因，受阻于金沙江畔。同年五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长兄晋美诺布）、副团长为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然而代表团进到西藏聂荣宗境，也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而夏日仓、先灵活佛的活动则受到限制。因此，通过佛教高僧入藏劝和的意愿无法实现。

    就在这时，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达多吉等人，都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愿意像当年支持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解放军进藏。夏格刀登向其在藏军中的朋友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吴忠和天宝给昌都时任总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告**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邦达多吉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同时，还向在昌都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格达活佛为了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的方针政策，他想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包括**喇嘛的工作。可是，他时任西康省副主席，又是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大会的特约代表，必须征得有关部门的领导同意。为此，他一边给朱德总司令去电报告解放后的藏族人民的新生活，一边打马赶往成都，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说明情况，希望能批准他入藏。恰在这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电报，邀请格达活佛务必进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大会。所以，邓小平一见风尘仆仆的格达活佛，就非常热情地说道：“毛主席、总司令联名发来电报，请你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他们不仅要当面感谢你当年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

    “我的意见已经电告总司令了。”格达活佛为了说明自己的来意，非常诚恳地说道：“一句话，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格达活佛，”贺龙从旁相劝，“我看这并不矛盾嘛，等你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也不迟嘛。”

    “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执意坚持着。

    最后，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请示格达活佛何时去拉萨。他们建议，在和平解决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因而他们同意格达活佛入藏游说**喇嘛接收和平条件。

    毛泽东看罢这份电报，请教与格达活佛相识有年的朱总司令。

    朱德十分了解格达活佛。早年，格达活佛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的，而且还和**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如果他真的到了拉萨，对和平解放西藏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和朱德都同意格达活佛暂不来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先去拉萨游说上层。

    很快，格达活佛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他十分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往往又是非常残酷的，因此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刘伯承深沉地说道。

    “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格达活佛义无反顾地说罢上述这段话后，取出两条洁白的哈达，深情地对刘伯承、贺龙说道：“刘主任，贺司令，请你们进京开会的时候，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刘伯承与贺龙伸出双手，接过这两条哈达。站在一旁的邓小平感动地说道：“贺龙同志，请为格达活佛配备最好的军用收发报机，以便与我们随时取得联系。”格达活佛告别成都又回到了甘孜，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又踏上了赴拉萨的征程。但是，他到了昌都不久就失去了联系，使得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他担心。格达活佛的命运如何，容后再述。

    我们从格达活佛入藏这件事情可知，毛泽东的心一直牵挂着西藏百万农奴，希望他们快些从英帝国主义的蒙蔽下醒来，走上民主新西藏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心系各族人民呢？他来自于人民，和人民有着血肉相依的特殊关系。因此，他一生最高的奋斗目标就是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或许毛泽东太热爱人民了，他搬进中南海以后，最感痛苦的是离开他热爱的人民远了！过去，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延安和西柏坡，他天天生活在人民之中，感到是那样的充实。时下，中南海的红墙把他和人民分隔开了，他再也不能去百姓家串门、聊天了！怎么办呢？他唯有经常地拆阅群众的来信，从信中了解人民的心声。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寄自全国的群众来信几乎堆满了他的写字台。他自从回到菊香书屋，一有空就十分认真地看这些群众来信，简直达到了乐此不疲的境界。他看啊看，看得是那样的有兴趣。与此同时，老解放区的人民思念自己的领袖，把家乡的土特产寄到中南海，希望毛泽东能够再尝一尝这不同风味的东西；而新解放的人民，为了感谢人民领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也把自己最好的礼品寄到中南海，表一表自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这天，他正在用心地翻阅群众的来信，警卫人员双手抱着一些东西走进菊香书屋，往桌子上一放，高兴地说：“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微微地抬起头一看，是两只江苏的板鸭，两只金华的火腿，还有一包新鲜的海米。他不高兴地问：“这是谁送来的？”

    “全国各地人民寄来的！火腿，是浙江翻身后的老百姓为感谢共产党，专门寄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把亲手制的板鸭送给主席的；这海米嘛，是沿海的渔民精心挑选的。”

    “你这是听谁说的？”

    “这些信中写得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办公厅主任尚昆同志处理。”

    “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立即退给尚昆处理。”

    事有凑巧，就在这当口，田家英提着一个不大的袋子走进来，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说道：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交给你的。”

    毛泽东一看桌上又多了一袋东西，猝然之间，他把眉头皱了起来，生气地说道：“今天这是怎么啦？你们这个杨主任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主席，您先别生气，”田家英怔了片时，忙解释，“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您先看看嘛！”

    “不看！全都给我退给你们的杨主任。”

    “主席，使不得啊！”田家英动感情地说，“您不看，我怎么向这位吃了大半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毛泽东一听感到这其中有文章，他怔了一下，问道：“家英，这是怎么一回事？”

    田家英从袋子中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双手放在毛泽东的面前，声调低沉地说：“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毛泽东拆开这封来信，取出信纸，认真地读了起来。信中写道：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饥无钱治，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

    以后，我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平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地流下了热泪。

    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随着这封信的内容，毛泽东的脑海中渐渐地浮现出一位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不知何时，这个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又化作了千百万个不同年龄的妇女形象，占据着他的脑海屏幕，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悲惨的画面……有顷，他又捧起那条兔毛的围巾和那双手套，看着看着，两眼渐渐地湿润了……

    田家英十分了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受苦最为深重的中国妇女间的深厚感情，当他看见毛泽东双手捧着来信和礼品而久久不说一句话的时候，他知道毛泽东那大慈大悲的心肠被打动了！为了不使毛泽东过分沉浸于这种情感之中，他有意小声地问道：“主席，这条围巾和这双手套……”

    “我收下了。”毛泽东低沉地问道，“这封信和这两件礼品是谁转来的？”

    “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田家英答说。

    “请把这刚刚送来的金华火腿、江苏板鸭、山东海米转给王冶秋同志，请他或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是！”

    田家英说罢走到桌前，小心地把火腿、板鸭和海米收起。他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突然听见毛泽东说道：“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封感谢信。”

    毛泽东说罢提笔展纸，给这位女工写了封感谢信：

    丁张秀清女士；

    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据丁张秀清回忆，五月二十一日，郑振铎在北海团城上接见了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送给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你身体好。”

    接着，郑振铎指着桌上的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还有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又说道：“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丁张秀清看着毛泽东送给她的礼品和亲笔写给她的信，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高兴地流下了热泪。她十分激动地说：“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我一定转达。”郑振铎说罢又以商量的口吻说，“主席的信给我们收藏吧！”

    “不给，我舍不得！”丁张秀清指着桌上的礼品，“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自然，郑振铎不会要礼品，但是，他作为文物局长只好把这封信拿去拍照，然后把原件又退给了这位女工。

    抑或是毛泽东太热爱他的人民了，也许是跟着他打天下的各级干部太敬仰自己的领袖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种颂扬毛泽东的诗、画和文章越来越多，令毛泽东非常不安，总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这不安的心情。也就是在毛泽东筹划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前夕，田家英双手捧着一份公文走进菊香书屋，往写字台上一放，有些为难地说道：“主席，沈阳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毛泽东听后一怔，放下手中的笔，沉吟有顷，问道：“噢，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是这样的，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毛泽东听后大惊，“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一幅也不给！”

    毛泽东说罢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历史留下了如下这段重要的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看罢这份沈阳市的报告并批示完毕以后，用力把这份报告一推，严肃地说道：“原件退回！”

    “是！”田家英双手拿起了这份报告。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读者看了毛泽东上述的批示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时的毛泽东是何等的谨慎啊！”如果稍为年长的读者把这一批示，再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大树毛泽东挥手指方向的立像，以及不惜一切争着做毛泽东像章等事联系起来，就更令人深思了！笔者抛开这前因后果不说，单从文化源流上讲，中华民族是有着这种传统的啊！而这种传统一旦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必将带来空前的灾难！

    除去西藏外，中国大陆基本上解放了！在毛泽东看来，有两大课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必须逐步解决：一是广大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再是几百万作战部队的复员。为此，毛泽东亲自电告各大区的负责同志来北京，出席中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会议。

    说到部队复员，毛泽东认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但是，数以百万计的部队战士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复员，在完成土改后的地区还要使他们重新分得土地，这是何等难的一件大事啊！为此，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各大野战军复员的数量和方案，又亲自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复员会议，总算比较圆满地做到了留的安心，走的高兴，回到家乡后都有土地种、有饭吃，且又确保了我军战斗力没有下降，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积蓄了足够的战备力量！

    说到广大新区的土改，一是分两步走：春耕期间先减租，今冬和明春再土改；二是起草土地法草案，整训参加土改的干部。可以想见，在一两年内在全国完成“耕者有其田”的任务是何等的不易啊！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对内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组建了为各方人士所接受、所欢迎的中央人民政府；对外实现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与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新中国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将移动的一步大棋，那就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确定整体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意志，他准备在近期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以，他又把全副精力用到起草有关文件上来了。就在毛泽东计划如何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朝鲜半岛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美国公开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接着，又向全世界宣布：如果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并要求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帮着南韩打北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成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中心。

    对此，偏安台湾的蒋介石就像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蒋介石看来，一旦爆发所谓韩战，亚洲的局势就会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韩战的发展，亚洲的所谓均势必然被打破，美国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台湾问题了！因此，他急切地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就我的本意而言，我恨不得南韩与北韩明天就开战！”

    对此，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也分外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一天，他拿着有关的材料走进菊香书屋，心事沉重地说：“主席，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停止有关文件的写作，打量了一下周恩来的表情，似乎猜到了周恩来要报告的事情。但是，他还是问道：“是发生在国内的事情，还是来自国际上的消息？”

    “准确地说，二者都有。”

    “国内的事，我们非解决不可。”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蹙着眉头又说，“至于国际上的事情，离我们远些，可以从缓解决。”

    “可是国际上的事情要逼着我们表态呢？”

    “谁有这样的胆量？”

    “请主席看后再议。”周恩来说罢取出两份电文，放在毛泽东的桌上。

    毛泽东审阅了这两份电文的内容，又轻轻地放在桌上，他一言不发，只是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烟。从他这少有的表情可知，这两份电文是有相当分量的！

    “主席，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紧张，一旦爆发战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此，毛泽东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分量，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南北朝鲜的事啊！他沉吟良久，断然地说了一句无可奈何的话：“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我们时下能够管得了或说最关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须集中精力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唯有如此，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挺起腰杆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但是，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必须预做准备。为此，他又问道：“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毛泽东当然清楚周恩来这句话的本意：南韩在美国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怎么办？万一打到鸭绿江边又怎么办？同时，毛泽东还想到，随着朝鲜战争的变化，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又必然蠢蠢欲动。从一般规律去分析，美国在支持南韩的同时，必然要武装日本和台湾，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他想了片时，低沉地说：

    “我们只能到那时再议。时下，我们必须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二次会议，让全党、全国人民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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