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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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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暗中斗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该文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是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该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严正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时人以及后人一看便知:第一篇评论文章——《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主要是戳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假和平的本质;第二篇评论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主要是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一篇打在李宗仁的心上,一篇打在蒋介石的身上,对全国人民认清李宗仁、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而言,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信局未停,天津电信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做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订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谊;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熟稔,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上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做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置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知:“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个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帝。他一见光武帝,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的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

    毛泽东送走客人之后,周恩来又小声说道:“主席,陈云同志奉命由东北赶到了西柏坡,你什么时间接见他?”

    “我马上就见他!”毛泽东有些着急地说。

    十二

    毛泽东为什么从东北局调陈云来西柏坡呢?那是因为随着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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