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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思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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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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