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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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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应该对号入座。当时帽子满天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两顶帽子对我都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首先他应该是一个当权派;不是当权派就没有资格戴这顶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好多倍的小不点官儿。但这也毕竟是一个官儿。我是当权派无疑了。我走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说不清楚。既然全国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走了资本主义,我能不走吗?因此,我认为这一顶帽子蛮合适。

    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不管我的学问怎样,反正我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权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我学习了将近二十年的政治,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个人考虑,而且还不老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这样的思想,当然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几个因素一拼凑,一个活脱脱的反动权威的形象就树立了起来。不给我戴这顶帽子,我反而会觉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悦诚服“天王圣明,臣罪当死。”

    但是问题还不就这样简单。我最关心的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全国都在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越学习越佩服,简直是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地佩服。在无数次的学习会上,我也大放厥辞,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吐沫飞扬。然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发现,以前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联系自己的实际。现在我必须联系自己的实际了。我想知道,这样两顶帽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在新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生活当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被扣上敌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却会非常不舒服,简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还会随时招来横祸。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嘛。过去我对于这一点只有理性认识,从来也不十分关心。“文化大革命”一起,问题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这是万分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对号入座,甘愿戴上那两顶帽子。非我喜开帽子铺,势不得不尔也。但是,这两顶帽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万分关键。到了此时,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努力想找一个定性的根据了。

    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但是其间界限却万分微妙,简直连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若无实有,却又难以捉摸。在某一些情况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专家和任何定量分析专家都无能为力。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问题呢?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是一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法律条文中又没有表露出来?我对法律完全是门外汉。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机构呆过五年,从来没在法律条文中见到什么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词儿。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对理论有了兴趣。我对今天说白明天说红的完全看风使舵的理论,只有厌恶之感,没有同情之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在对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我们平常讲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门。给别人戴什么帽子,都与己无关。我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了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切肤之感。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风要出门那样。现在帽子满天飞,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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