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尘世的距离

神话、本土诗学，屈原、庄子、川端康成、海德格尔诗人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中流连，选择，试图重构新的生命形态。尽管从一个悖论走向另一个悖论，尽管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枫在困境中挣扎”但在这一番番叩问和一轮轮否定中，毕竟有什么东西在生长着，壮大着——我有理由相信，正是这勇敢而悲壮的叩问，支撑着无益的生存与写作。

    而在另一些文字里，无益显得比较安静。安静不同于沉默。沉默是较着劲儿的，就像拳击手蓄势待发的重拳，随时会掀起激烈与风暴，而安静则是放松，是散淡、随意、温柔的感怀。那样的文字里，无益的敏感、叛逆和紧张都得到了有效的缓释。一方水土，一段掌故，一位故人，一次旅行因为充实着生活的细节与片段，那些情绪和体悟有了更绵实妥帖的表达，而不经意间的会心与触动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效力。大概是身为女性的缘故吧，与无益纯思辨性的篇章相比，它们似乎对我更有亲和力。

    在最近的一组羊年记事中“非典”的灾难性主题被纳入了日常生活的自然流脉中。这个惊心动魄的春天里，无益带领着一家按部就班地喝着板蓝根，到单位去拿萝卜生姜和消毒液，关注冬青和法国梧桐的长势，还抽空去拜望了一位熟识的老者这个春天似曾相识，无益在他的文字里沉静地生活着，但我知道无益不是故作姿态，那些遍布生活中的小啮咬同样会让他意乱心烦：漏水的水龙头，堵塞的下水道还有迸火的电插座

    和那场生死攸关的疾病相比，它们简直琐碎得不值一提，但在无益当下的生活中，它们却无比的紧迫，无比的重要。那么，灾难是什么？恐惧又是什么？如果你以为它们已在无益的文字里轻松地化解了，那它们会和无益一起诡谲地向你摇摇头。真正的恐惧和威胁是莫可名状的。在非常的大背景之下，生活的常态和惯性反倒显得触目惊心。“这个春天从来没来过，这是第一次。它装扮成别的春天的样子，大摇大摆跨进大门。它像一个熟人，不用登记，不用写下要找的人。它的笑里暗藏杀机。”——无益安静地揭开了这个春天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灾难以外的我们深深的内心。

    往往，就在我烟熏火燎地吃烤羊肉串儿的时候，无益的文字，会像店家额外奉送的那碟花生米一样不期而至：“‘呲牙’说的是平民老百姓，穷苦一点，没钱进饭店，来兴致时候两三个一约，到街头小吃部一坐，要上几串羊肉，弄上一袋咸菜，来上三两二锅头，心满意足。”（呲牙）

    但即使在这样的文字里，无益与尘世，也并非零距离接触。我很怀疑在写作者无益那里“零”和“无限”的距离是否真的存在——尽管无益不无沮丧地坦白：“大多数情况下，我与尘世的距离没有一尺远，而是零，尘世与我融合无间”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个写作者注定只能与尘世若即若离。

    而“一尺”之于无益，就像一条绳索之于卡夫卡。

    也许，真正的道路就在一条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卡夫卡）

    写作者无益也是一个公务员，设想如果公务员无益不改变他目前的生活轨迹的话，那么他大部分清醒时态里的生命是属于办公室的。读过无益散文的，该知道他星期日还会在办公室值班，真的，他与我仅有的两次电话交流，都是在办公室里，一次是星期日，另一次应该是在晚上，挺晚了，无益还在加班。

    案牍劳形的无益和思辨玄想的无益——我试着把这两类形象整合在一起。这样的联想每每让我愧怍汗颜。不错，我不用坐班，我有安静的书房，我有大块大块的属于自己的黑夜和白天，但我却无法像无益那样反叛或者像无益那样羞涩。

    也许我缺少的，恰恰是那“一尺”的距离。

    那距离连缀着此岸与彼岸，那距离是挣扎，也是梦想。

    而梦想呢，梦想绵绵不断，梦想横无际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