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预示着年年有余，有头有尾，还要摆上一道鸡，象征大吉大利。吃过年夜饭，就是发压岁钱的时候了。父亲母亲一人给我一些零钱，有时候也会拿到大额的，不过还没在口袋里捂热，就被母亲给哄走了。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拿了压岁钱后，一家人围着灶膛烤火，大块大块的木柴塞进土灶里，熊熊的火“吱吱”的响，母亲这时就一边说开了，说她们小时候的年，也说火要空心，人要真心。

    而我，已经开始盼着快点天亮了。　　

    那时候口袋里装着钞票，感觉自己就是个小小的富翁。吃过早饭，一溜烟地跑到小卖部去买烟花。我记得有一种叫“小蜜蜂”的烟花，我最喜欢了。一毛钱一个，个头是两个硬币叠在一起的大小，点燃了引芯后不会响，只是一圈一圈地转圈，发着五颜六色的火花的光焰。也放一种“冲天炮”不过那玩意有些危险，我就曾经点燃了一个，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家里的柴房就被点燃了。不过那个年纪，我看着一个一个的烟花在地上点燃，感觉那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风景。　　

    小时候过年的那会，一般都会下雪，水塘里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到水塘里滑冰不能让大人知道了，得悄悄的。一年我实在忍不住了，叫了几个小伙伴偷偷地下了村口的池塘，我领着他们，神气得像个小队长。我先捡了几块碎瓦片用力往冰面上扔过去，见冰层安然无恙，就放心地一挥手，带着他们一拥而上，大家脸上都挂着欢快的笑容，小脸蛋冻得红扑扑的。后来我大着胆子往池塘中间走去，只听见“扑通”一声，我掉冰窟窿里了。很奇怪当时并不感觉冷，也可能被吓坏了，喝了几口水，脑袋也混混沌沌的，被人捞上来后，也自然是挨了母亲一顿好打。

    那年后，我真的没有再去池塘里滑过冰，不过，后来的年头里，雪是越下越小，冰也越来越薄，前几年回老家，塘里早就不结冰了。　　

    拜年也是我喜欢的，我们那里对来拜年的小孩子的礼遇是满满的一碟子糖果，我经常是还没等人家用碟子把糖果装好，就已经把衣袋口扯开了。另外我羡慕的倒是大人们能喝上的红枣柿子茶，加了盖的瓷杯里，放了垫底的一层厚厚的红糖，加上大个的红枣，切成细条的柿子干，一打开盖就随着热气冒出浓郁的香来。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个子长高了，去拜年的时候人家给我上红枣柿子茶了，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到现在，关于小时侯过年的记忆，一个字说，应该是“甜”那时候，有母亲的孩子是幸福的。后来母亲去世，我去了深圳。那个年，是我挤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回来和父亲一起过的。

    到了农历二十七，我终于请到了假。当我打电话想告诉父亲我要回家了的时候，电话才刚刚通，那长长的“嘟”声还没到一半，父亲已经接了电话，我情不自禁地言语哽咽，父亲不知道在电话前守了多久。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车票，我所有的念头都是回家，快点回家。转了几趟车，到广州站的时候等车的人是黑压压的一片。在候车室的一角，我蜷着身子等了一夜，第二天终于挤上了火车，车上我几次都是被人群挤得脚不着地。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土灶边等我。我看着家里的一切，小山似的红薯土豆堆在屋角，我的床早就铺好了，母亲在世时做的布鞋都整齐地摆在床边，灶膛里的柴火温暖的燃烧着，父亲一脸憨笑地帮我接了行李，问长问短。

    大年三十的晚上，父亲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我们两父女坐在灶膛边，说了好久的话。

    正月初在家陪了父亲几天后，我又一次拎着行囊外出了。在外面的日子，我心里总是深深地牵挂着父亲，一位诗人写的一段短诗也一度让我泪流满面。

    黝黑的脊梁

    皲裂的巴掌

    父亲坐在地头

    抽一口旱烟

    脱出露出脚趾的布鞋

    倒掉里面的黄土

    汗滴落在了石头上

    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婚后接了父亲和我们一起居住，宝宝也快两岁了，正学着讲话，刚才在电话里说：“妈妈，糖糖，吃糖糖。”含笑挂断电话后，心里一缕平和柔软淡然而生，我想，今年的年应该是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