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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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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81]

    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

    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他最近回去的一次,和肖如玉吵了一架。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邓一群本想让着她,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邓一群心里想。

    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是我错了吗?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不,我没有错。是她错了?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那么,就是他们都错了。

    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他想。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只是那样硬撑着。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

    他们现在还不会,他想。

    转眼就进入了夏季。

    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会到处是一片汪洋。

    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专家说,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继珠江之后,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

    沟墩乡也一样。

    该乡地处淮南,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排入运河。沟墩乡地势低洼,干旱的年景,运河水浅,得不到灌溉,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则是一片泽国。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现在则是满满当当。运河的大堤,到处存在着险情。

    事实上自六月以来,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由于势均力敌,所以雨带飘移不去。这样的雨季里,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筹建了三个厂,劳务输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条公路。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较那几位组员,因为他跟着苗组长,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么长时间以来,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关于股份制,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关于政府职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可以说,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对邓一群,只觉得他聪明,也能干,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么,他没有说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得康并不欣赏他。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

    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邓一群想。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在乡里,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看到那些农民,他也非常客气。邓一群后来发现,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是优秀的。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在他的身后,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在城里人面前,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农民们很愚昧,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农民家里去,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时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插秧什么的,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邓一群已经不行了,他喜欢衣着整齐,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这些品质的养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

    退一步想想,邓一群也能理解他,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而自己年轻,没有受过什么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利己的。

    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龚长庚表面上看,也是个很严肃的人。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后来就放松多了。龚厅长也是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那次到沟墩乡来,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态度上还有点矜持,后来就放松多了。有他这样的领导,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送礼,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请龚厅长跳舞,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别人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做?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个高尚者。邓一群想。在社会浊流中,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还有良心吗?良心还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他有体会。

    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养殖对虾。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资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旦错过了时间,养殖季节过了,就是耽误一季。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乡里、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相反,赔钱的还是农民。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不这样办,他就没法开展工作。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但任务迫在眉睫,只能这样。

    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没有表情。她脸是枯黑色的,衣衫破旧。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他问。妇女停下来,说:“别人家早完成了。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邓一群问:“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个妇女苦笑一下,说:“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阴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

    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饭间提到这件事,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就说他知道,那户人家姓蒋。到了那户人家,看到妇人,果然是她。三间破茅屋,根本不像样子。正屋里摆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看他那样子,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贫穷和疾病。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交给他。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书就说:“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恩人。

    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烟消云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善良,有道德,极具同情心,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

    我是一个伪善者、伪君子、伪丈夫。他想。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

    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邓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保证马上完成任务。”

    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听村支书说,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干了两天,回来就吐血,吐了还要去,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无形中,他欠下了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

    [82]

    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变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涂涂的,在事后的第三个月,一病呜呼了。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逼供,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杨健就用皮带抽她,用脚踢她,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而那纸上的供词,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

    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

    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要求地方严肃查处。但是,到了市县,就搁了下来。乔家为了向上告状,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近万元的债务,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否则她死不瞑目啊。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看着那老汉的样子,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

    杨健还是那样子,神气活现。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觉就离他远了。

    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两边,他们都不敢得罪。所以,对这件事,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谁会去为民请命呢。而且,从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这也是一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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