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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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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我要消除这种差别,就要努力向上奋斗,扶贫结束以后要是一切顺利,他就能升到正处。正处是一个台阶。到了正处,未来的位置就是副厅。他还年轻,只要取得了正处,未来的副厅也并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组长正在用热水洗脚。苗让他随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于是,两人聊了一会,这中间邓一群对苗得康说了很多关心敬仰的话。那些话都是邓一群过去在县里一直没机会说的,这时单独的两人相处终于让他逮到了拍马的机会。苗听了好像并不反感,但也没有表现出喜欢。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jī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里还不停地往下流着口水。而所谓的那半个,是男主人,神经正常,只是有点耳聋,地里的活还能干。那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也还不算是那种最坏的,更有那精神病什么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残。看了让人心里格外难受。邓一群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农村有这么多的不幸家庭,也许同水土,同这里的医疗条件,同近亲繁殖有关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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