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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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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如玉说:“谁要你说你们家是万元户了?现在就是万元户还值什么钱?你记住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千万不要乱说。”

    邓一群装作听懂的样子,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该说,什么叫不该说。生死就这一关,从肖如玉的态度看,她很希望他过关。只要她愿意,家庭的作用对她有多大呢?

    那一大家子人都吃完饭了,保姆也把什么都收拾好了。邓一群被请到客厅里去坐。客厅很大,红木地板,三面高级墙纸,一面是落地紫红色窗帘。拐角一溜黑色的真皮沙发,咖啡色的茶几。一台进口的24寸彩电。肖如玉陪着邓一群坐在一边。邓一群看到了他未来的岳父,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新闻,而眼睛的余光却不时瞟向他。肖如玉的模样长得就有点像她父亲。未来的岳母是个胖子,腰身臃肿,脸上的肉多得好像随时要掉下来,看那眉眼,倒是和善。

    肖如玉哥哥的长相,一看就是那种在机关里很有些资格又养尊处优的样子,身体发福了,一张脸胖得肉都快挂不住了,梳着大背头,发丝油滑光亮。从外貌上看,他更多地得到了他母亲的遗传。要是肖如玉和他走出去,别人不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兄妹。他在省劳动厅调配处是个副处长(而不是副处级。副处长和副处级是不同的,对于这个邓一群懂。他那个处没有正处长,主持工作的就是他,这就说明他很有些权力),他不怎么爱说话,一脸的严肃,这让邓一群感到心理上很大的不适。他在屋里坐了一会,腰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就走到饭厅去了。她的嫂子很漂亮,而且看上去非常年轻。邓一群忍不住就多看了两眼,但他很快就不再看了,知道这样很失礼。而他的连襟不时地同肖如玉的姐姐谈家里的一些事情,很显然他是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

    很长一段时间,邓一群找到了感觉:他放松了。肖如玉家里人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肖如玉的哥哥后来进来了,问了他们单位的一些人的情况,看来,他对机械厅非常熟悉,吓得邓一群情绪上又收敛了不少。奇怪的是未来的岳父并没有像他开始想象的那样要同他谈国家大事,倒是岳母问了他家里的情况,他如实一一地回答了,表现出一副很平静的样子。他个人心里的感觉:这家人对他并不热烈。

    那个晚上,邓一群一直到十点多钟才离开那个家。肖如玉把他送出了院门,看他上了出租才回去。在回去的路上,邓一群想:不知事情结果会怎样。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肖如玉是愿意的。有这一点就够了。不过她的愿意并不能说明问题,让他进门,说明她内心里还是想听听家里人对他的看法。她还是在乎他们的看法的。她那样的家庭,对他而言,是生疏的,她家是个官宦之家。肖如玉的父亲是个官,她哥哥是官,她的姐夫也是一个官,听肖如玉说是一家经贸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样的家庭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感受过。回到宿舍,他躺在床上,想:也许是顺利的。他要把这样的关系确定下来。这样的家庭对他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非常正常。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简直打灯笼也难找。

    该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如果她家有什么不同看法,他就再去找一次邓阿姨,请她再做做工作。总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他在心里暗暗下了这样的决心。

    那几天他心里一直很忐忑,备受煎熬。他的那颗心就像悬在一根细细的发丝上,随时都可能断落。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但内心里的确又一点底都没有。上班的时候也不安心,时时想听到肖如玉的来电,听到好消息。一个小时就像一天那样长,而一天就像等了一个星期。他实在按捺不住,真想打电话直面问她,但他又生怕遭受到失败的打击。他的内心已经非常脆弱了。他已经遭受过两次打击了,他怕再遭受第三次。应该说,如果失败,他这第三次会比前面两次的任何一次都严重。

    他在那几天里觉得机关处室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难道他们知道我的事情么?知道我已经失败了?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失败了。那在他的耻辱史上又将添上重重的一笔。他心里真是很紧张。束手无策中,他再次想起了邓阿姨,给她打了个电话,想听听她有什么消息。然而,邓阿姨家的电话却没人接。也许她是出去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他把电话打到她的单位,得到的消息是肖如玉出差去了,已经出去好几天了。

    这就是说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什么坏结果。一切都还在悬疑中。但邓一群内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反倒更沉重了一层。他想:如果她对自己有意思,她出差能不告诉他吗?

    一桩对自己发展极有帮助的婚姻飞走了,就像一只小鸟,无声无息。回头想想,他们的婚姻可能性非常小。自己是什么?一无所有。而她的家庭却是优越的。尽管他和她是亲近过,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城市女孩,思想是解放的。

    邓一群那一阵真是悲观极了。

    邓一群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肖如玉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临时出差,走得急,没有和他联系。肖如玉对他说,她家里的人对他印象还不错。不好,也不坏。这就够了,他想。邓一群不知道,肖如玉的家人对她的婚姻都是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鼓励。肖如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差不多从上学开始,她就开始了恋爱生涯,自己谈的,和别人介绍的),总经历了一二十个,热热闹闹,平平淡淡,生生死死,什么都有过。家里人看着不错的,她在经历了一段日子后,自己不满意;自己满意的,家里人认为一塌糊涂。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地大了,家里人对她的恋爱着急起来,他们恨不得她马上就谈定一个,并且不管如何,他们一定表示支持。她已经是成人了。她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对邓一群,他们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意见来。总体上的感觉,是不错的。

    肖如玉是知道家里人的态度的,但她却不能把家里人真实的想法对邓一群说。她要让邓一群感觉到自己对待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遵照家里人的意见来做的。这很重要。

    [40]

    一切步入了正轨,他们开始公开地约会,上街,逛公园。机关里的人也都知道邓一群的对象问题差不多定了。有一次在电梯里,邓一群碰见了办公室郑主任,就是他在心里比较讨厌的家伙。郑主任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邓啊,你的对象原来是肖国藩肖处长的妹妹呀。肖处跟我很熟悉的。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邓一群笑一笑,说:“还没有定呢,定下来一定请你吃。”待郑主任出了电梯,他在心里唾了他一口“请你吃糖?去你妈的!”同时心里又升起了一股特别的快慰——这就是现实世界,非常功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门亲事对他有怎样的好处,他已经有点看到了。

    他们每天都要通电话,而他每个星期则要到她家里去一次。他知道肖如玉家里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问过肖如玉,她说,她哥哥放话,一切由她自己做主,其他人不必干预。听得出来,她哥哥的话对她一家有很大的作用。

    对那个家庭,邓一群慢慢开始熟悉起来,未来的岳父过去是位正厅级干部,但若是以他革命的资历来说,他未免“进步”得太慢了些。据说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这位准岳父的文化不高,过去只上过两年私塾,17岁就跑出来革命,出来革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阶级觉悟高,而是老家太穷。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他的命大,一路顺利地过来了,当过县委书记、区长、行署专员、法院院长、人事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等等,宦海沉浮,得意过,也失意过,荣耀过,也落魄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红过(以他的性格不难理解),但也被批斗过(必然的结果)。要是让他自己自觉地回顾这一生,他肯定会觉得他的失败远远大于他的成功。在他的仕途生涯里,他也记不清自己得罪过多少人,办错过多少事。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属于偏执的东西,而且有时明知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他担任某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对革命培养出来的感情以及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热情,掩盖了他骨子里很多属于人性方面的缺点。冷酷的办事方式,使他在离休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过去的一些老同事和战友甚至很恨他。

    准岳父是个冷酷的人。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在家里他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只是他的希望)。退下来后,没有谁再听他的使唤了,所以他希望在家里还能发挥这种“余热”而事实上家里人谁也不听他的,这就让他非常恼火。在家里,他是个非常不协调的人,与老太婆关系也不算好。他是个非常大男人的人。邓一群看得出来,肖如玉的母亲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闲下来了的这位老干部,有时还常常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他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所以他对邓一群这样通过考试、入学、读书而进城的农村小子就有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但他对邓一群这种进城的方式内心有点小瞧。邓一群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但他不会去说透。他对这位未来的岳父是敬而远之。如果说开始他对他还有些敬畏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正厅级干部与他的家庭有着怎样的距离啊),后来他则发现这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有时真想不通他这几十年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地缺乏人缘。

    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阅读报纸和书籍。报纸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人民日报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阅读(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肖如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这一生里最重要的除了孩子,就属于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她帮助丈夫树立绝对的权威。丈夫当权的时候,她跟着享受;丈夫没权的时候,她依旧小心地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丈夫是家庭的中心。退休前她是省级机关里的一位会计,但她对财务根本就没有弄懂过。她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她常常对邓一群抱怨说,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情也记不牢。她在家里常常感觉很难受,她不喜欢看报纸,同样也不喜欢看电视,出门又不方便,于是只能在家里同保姆拉家常。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据说在肖如玉家里已经干了好些年。肖如玉不喜欢这位老保姆,嫌她干活不细,择菜择得不够干净(保姆眼睛不好,她自己说是生孩子那年在月子里下地干活被风吹的),菜也烧得不可口等等,但是家里却没有把她辞掉的打算。肖如玉说一是因为她觉得她很可怜,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家,但他们却一个也不肯赡养她。二是因为这些年来已经用惯了,她妈妈觉得有这个老保姆陪着聊天,可以打发掉不少空虚的时光,日子好过。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对照,可以更深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幸福生活。老保姆的一些好处是人所共见的:干什么活都是任劳任怨,家里有什么剩饭剩菜总是她吃完,绝不浪费,永不主动提出加工资,上街买菜也总是尽量帮主人家节省每一分钱,在家里从不多话

    邓一群从这个保姆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每年都会寄点钱回去,或多或少,而他妈妈却总是让他不要寄,说让他节省下钱娶亲成家,事实上她的心里有多高兴啊!最近二哥邓一明来信说,全家一年的粮食才卖了不到八百块钱。刚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农村生活真的很艰难。由此他更要珍惜眼前的生活,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妻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结婚,生子,这样,他作为一个昔日的农村青年,才算是走到成功的巅峰。

    机关里的人对邓一群正式恋爱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从他们的话语里,他能感觉得到,他们好像觉得他能找到这样一个家庭是件很庆幸的事情。肖如玉并不漂亮,文凭也不高,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他应该感到庆幸呢?无非是因为他的出身,觉得他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条件又不好。邓一群心里对他们那种表示祝贺的话语非常反感,但是他却努力克制着,嘴边露出淡淡的笑。一些人妒忌了?

    我不够强大,我还缺乏力量。我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小看我。就像机关的人对待周润南一样,心里有怒,但却还得处处唯唯诺诺,小心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龚副厅长也很有意思,一点也看不出他像个干部的样子,对谁都很客气,不仅对中层干部,对一般的科员也很礼貌。与周润南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大家觉得他非常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在机关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就餐时的身影,绝不搞特殊化。人们还看过他的妻子,因为有时他的妻子会到单位里来找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对厅长周润南,龚副厅长总是表现得很尊重,在工作上完全服从他的安排。与龚副厅长最好的,是小车班的那些驾驶员,开会时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肖如玉的哥哥同龚副厅长是熟悉的,至于熟到什么程度,她哥哥不讲。一个过去在组织部,一个在人事厅,开会经常会看到。这是表面的,私交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甚至连一点也没有。邓一群有次提到对龚副厅长的印象,肖如玉的哥哥肖国藩处长笑起来,说:“龚长庚是什么人,在组织部呆了那么多年,对场面上一套很熟悉。周润南不会长久的。”邓一群听了唯唯。肖国藩批评他说:“小邓啊,在机关里首先要精明,有很多东西要学。”

    邓一群对他这个未来的大舅子充满了敬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舅子可以直接影响他的前途。有这样一个关系和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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