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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任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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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徵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徵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子,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贞观三年,魏徵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九成宫,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徵,过去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太宗说:“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能够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应无愧色!魏徵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不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徵再拜说:“陛下引导我提意见,我才敢提意见。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触忌讳。”太宗龙心大悦,赏赐每人十五万钱。贞观七年,魏徵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选拔出来,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从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看到黄金埋在矿里,有什么可贵的呢?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黄金,把你当做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辞职呢?”魏徵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坚决要辞职,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任为特进,仍旧管门下省政事。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间极其高兴,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以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徵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庶人承乾在东宫做太子时,不讲品德不干好事,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内外百官对承乾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太宗听到后很厌恶,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今朝臣之中,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徵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贞观十七年,就任命魏徵做太子太师,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徵陈述自己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师傅,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作为太子的辅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魏徵只得就职。不久魏徵得了重病,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徵造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宫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色的垫褥,以顺从他的喜好。过了几天,魏徵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如今魏徵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因而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徵,经常指责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我愿承担责任。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今以后,大家都得竭尽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

    王珪,太原祁县人。武德年间,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李靖,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为马邑的郡丞。这时,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便装成罪犯,把自己锁进囚车,打算趁押赴江都的机会向隋炀帝告发李渊。走到长安,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李靖只好滞留长安。高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想要杀掉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靖大声叫道:“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扫除暴乱,不想成就大事,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太宗也极力劝阻高祖,加以营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因平定萧铣、辅公祏的功劳,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被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进攻突厥,平定襄城,大破突厥,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在这次战争中,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后来,突利可汗前来投降,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太宗说:“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还免不了投降匈奴,即使这样,也可以名垂青史。你能够凭三千骑兵,深入敌人内部并战胜敌人,平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由于李靖功勋显赫,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从此,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不敢轻举妄动。贞观四年,他们退到西北一带,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全国归降,作为唐的臣民。接到投降的消息,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前往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其实心怀不轨。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抚慰问。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决定将计就计。他对副将张公谨说:“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敌人必然放松警惕,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张公谨不解其意,说:“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征讨恐怕不合适吧。”李靖说道:“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千万不可以失去。”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行到阴山的时候,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十分高兴,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十分隐秘,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敌兵乱作一团,四处溃逃。这次战争,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男女十多万人,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国家。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全部投降。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战后,太宗十分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国君忧虑,大臣就要受到屈辱;国君受到侮辱,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保全。过去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突厥国势强大,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故而向颉利可汗称臣。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为此我励精图治,立志要消灭匈奴。今天,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匈奴单于俯首称臣,我们的羞耻洗雪了。”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不久,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赏赐食禄五百户。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灭了这个国家。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李靖死后,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国内的燕山、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尊他为上宾,设立文馆,文馆中人才济济,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的宗师。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同房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书,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竟没有一点差错。贞观七年,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高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高祖去世之后,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辞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当代名臣、人伦道德的榜样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怎不让我痛惜。”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诗,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内,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往回降唐朝。李仍占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回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假如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很不满意。使者把李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兴奋地说:“徐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进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果断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久又加授李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预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以为李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被俘,又逃回往返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随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往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有次忽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身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东宫时,调任李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往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马周,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京师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要百官上书讲政事得失,马周替常何陈述了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情,让常何上奏朝廷,事事都很合太宗心意。太宗奇怪常何会有这样的才能,便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家里的一位叫马周的宾客代我写的。”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赶到,便派使者催促了四次。到谒见时,太宗同他谈得很高兴,便把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后来升迁到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长于陈奏,对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讲的话都符合实际。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一刻不见面,就很想念他。”贞观十八年,马周一直升迁到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身兼朝廷和东宫的官职。他处理事情公平允当,很受当时人赞誉。后来又兼代吏部尚书职务。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说:“马周看问题敏捷,办事慎重周到。至于评论人物,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数都能合我的心意。他既然竭尽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定要依靠他来共同地把政事办好。”

    <b>评析</b>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出身低微;有文有武,职位有高有低,从政有长有短,而共同点是都是贞观功臣,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贞观任贤政治的一斑。虽然贞观名臣不止这八人,后来凌烟阁画图绘像的功臣就有二十四人,但在吴兢看来,最能反映当时任贤特点而贡献最大的要数这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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