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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谈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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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大意是不应推翻传统文化,历史是没有错误的。古代政治是不能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但他在纠偏的同时,似乎也走偏了。仿佛古代一片光明,皇帝代表着大众的利益,一切按制度进行,在分析农民革命时,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我以为他关于中国没有阶级只有流品的说法十分正确,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何在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民的儿子可以做官,原来中国的政治是开放的,汉魏仅向贵族开放,后来门第没落,实行科举,便向民众开放了。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教九流”即使中国社会流品的生动写照。甚至现今中国存在什么阶级也很难让我理解,阶层的说法倒可让人接受,它与流品一脉相承。

    他说中国重法治,是制度化的;西方重人治,是事实化的。中国的确有许多繁密的制度,但人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许多条文故意模糊不清,以便通融权贵,此风至今未绝。所以我觉得这种法治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还差得很远。

    西方的事由多数人决断,中国的事由贤人决断。这与西方早期的贤人政治异曲同工。

    中国人在他眼中是很自由平等的,在政治制度上也许如此,但在礼法上,却是等级森严,禁锢颇深的。他所谓“自由”只是一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这是过度中央集权造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故泱泱中华被区区日本欺侮就是地方上一盘散沙,无抵抗力的结果。

    钱穆似乎也有些大民族主义倾向,一说到清朝便一无是处,只有法术没有制度,其实哪个朝代没有私心,不运用法术。清朝虽在民族政策上十分反动,但除却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若想巩固政权实在不易,不限制汉族便会被汉族推翻。正如武则天时代统治残酷,因为当时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稍一放松,帝位不保,许多作法也属迫不得已,可以理解。每每谈及“异族统治”许多历史学家便愤愤然,其实中国民族界限早已模糊,同属中华民族,何必大动干戈。

    书中还多次提及孙中山先生,可见作者对其观点极其赞同,推崇备至,想必身处台湾的人,对孙中山有同样的感情,从书中的只言片语也可看出孙中山思想之博大精深,其人绝不是“民主先驱”“性格软弱”等肤浅评价可概括得了的。又想到电视剧对孙中山的塑造也仅停留在事迹与人格上,其思想却难以表现,可见电视真是通俗文化。

    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制度制定之初往往不错,若制度仅出于一二人的私心,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譬如科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是很进步的。

    书中还有一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应改制度适应现实,而不应改现实而适应制度。不得因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就推翻历史丢掉传统。这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很相似。近现代的中国的确有点过于激进,想丢掉过去的一切,其实传统力量之大,不是说丢就可以丢的。况且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个案和特例,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为历史背景相差太大。

    作者也和许多学者一样,不同意将自秦至清那段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我记得有位老师曾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出的历史轨迹,我们的祖先不一定遵守。”既然这种说法不合理,中小学为何还要这么教呢?

    本书对中国古代政治有别具一格的见解,而且语言简明,颇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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